图说一百年前的上海
1918年，民国七年，农历戊午年，肖马，距今整整一百年。因为1917年的冬天奇寒，1918年元旦刚过，上海街头就有大量贫苦无告的饥民。当月陈独秀在北京说：只有德先生和赛先生才能救中国，但对饥饿的难民而言，一碗粥、一件寒衣才能真正地救活他们。
1月5日凌晨3点，吴淞口外发生惨祸，上海招商局开往温州的普济轮在行驶到吴淞口外里铜沙外交界处时，被迎面驶来的福州回沪客轮新丰轮拦腰猛撞，普济轮当即沉没，船上人员全部落水。受伤的新丰轮立即报警，虽经过往船只和水警赶来相救，终因天寒地冻，死里逃生者仅有80余人。船长、船员及乘客200多人遇难。
当年农历正月十五，李叔同正式皈依佛门。出家前他写给自己的日本妻子一封信，信里这样写道：“为了不增加你的痛苦，我将不再回上海去了……人生短暂数十载，大限总是要来，如今不过是将他提前罢了，我们是早晚要分别的，愿你能看破……”
“请叫我弘一”
“弘一法师，请告诉我什么是爱？”
“爱，就是慈悲”
弘一法师出家数月后，中日混血的诗僧苏曼殊（1884-1918）在上海病逝。曼殊一生身世飘零、佯狂玩世、嗜酒暴食。平时最爱吃糖，某次身无分文但糖瘾发作，竟取下镶着的一颗金牙卖了换糖吃。1918年春苏曼殊因肠胃病住进宝隆医院，医生不许吸烟吃糖，曼殊逃出医院到街上大啖八宝饭、年糕、栗子和冰激凌，终于病情加重去世。死后在他病床的枕头底下发现大量糖纸。
苏曼殊死后第二天，“宋氏家族”的家长宋耀如也在上海病逝。同年，孙中山离开广州军政府，和他的妻子、宋耀如的大女儿宋庆龄一道来到上海，住进香山路住宅，并着手完成《建国方略》，主编《建设》杂志。
1918年夏天虹口发生一件大事，日本侨民、日捕和华捕发生冲突流血事件。当年7月16日日本“千代田”号上的水兵到吴淞路美利钟表店修表，与店主发生口角，日本水兵将钟表店玻璃窗砸碎，被巡捕房拘捕后准备解送日本领事署。不料侨居虹口的日本人迁怒于巡捕房的华捕，连日集众四、五百人聚集在闵行路捕房四周，叫嚣“虹口乃日人租界，吾等不要中国巡捕在虹口……”19日夜在虹口菜市场，日本侨民、日捕和数十名华捕发生枪战，日捕死2人，华捕亦有4人受伤，史称“上海虹口骚乱”。工部局后采取低调处理，死亡的日本人给予优惠的抚恤金和丧葬费，对参与枪战的华捕只给予降级处分。
1918年之前，上海的俄罗斯人总共只有几百人，1918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上海带来了大量白俄。1918年12月4日，一艘英国邮轮抵沪，船上的白俄难民多达一千人。到1937年，二十年不到的时间，上海的俄侨总数达到4.5万到5万人。
一百年前上海的制造业绝不仅有服装，江南造船所和美国签订了造船合同，他们雄心勃勃要成为中国造船界的巨擘，甚至成为远东独一无二的大船厂。当年8月13日，江南造船所在美国提供材料、图纸和工程师的情况下，开始为美国政府制造四艘万吨级舰船。同年，上海王岳记机器厂制造出中国第一台万能铣床。
一边励精图治，一边风花雪月。新世界游戏场策划“花国总统”选举，公子多情、游戏人生。名妓赛金花6月20日在上海和曾任参议员和江西民政厅长的魏斯炅结婚，赛金花改名魏赵灵飞。赛金花的年龄是个谜，但从她此前的经历分析，此时至少有四十岁。能在这个年龄嫁入官宦之家，应属不错。可惜好景不长，魏斯炅三年后因病去世，赛金花又陷入穷困潦倒的境地，于1936年在北京病逝。
1918年夏天，上海市议员江确生不堪忍受街上妇女的服装，愤然给江苏省公署致函：“妇女现流行一种淫妖之衣服，实为不成体统，不堪寓目者。女衫手臂则露出一尺左右，女裤则吊高一尺有余，及至夏天，内则穿红洋纱背心，而外罩以有眼纱衫，几至肌肉尽露。”他要求江苏省、上海县和租界当局出面禁止，“以端风化”。
上海的玉佛寺原在江湾镇，辛亥革命后毁于战火，仅玉佛幸存。1918年禅宗支派临济宗僧人可成法师在槟榔路（今安远路）建造新寺，经过十年“躬营奋筑”，终于使玉佛寺“蔚为巨刹、甲于海上。”
1918年广东人冼柄生（后改名冼冠生）将他的食品店“冠生店”改名为“冠生园”，推出陈皮梅、大白兔奶糖等。1952年，信奉“人无笑脸不开店”的冼冠生被要求交代“五毒罪行”，愤然从冠生园顶楼跳楼自尽。
冼冠生是白手起家，陈蝶仙则是文人办厂。1918年陈蝶仙在南阳桥创办家庭工业社，后迁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步高里和金神父路（瑞金二路），解放后改组为上海日月化学品四厂。上海家庭工业社生产的无敌牌牙粉曾畅销一时。到30年代，又生产雪花膏、粉饼、痱子粉、眉笔唇膏等。有意思的是，上海家庭工业社的创始人陈蝶仙，一名陈栩，号天虚我生，是重要的鸳鸯蝴蝶派作家，写有长篇言情小说《泪珠缘》、《玉田恨史》、《井底鸳鸯》，及诗集《栩园丛稿》。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因德国战败，位于北京路外滩的“伊尔底斯纪念碑”被英美侨民推倒。这座纪念碑是为了纪念1896年在中国黄海沉没的德国炮舰“伊尔底斯号”上遇难的77名官兵的。雕塑家奥尔姆·米勒从沉船上取来6米高的断桅形成纪念碑的主体。1922年中德重新建交，此碑迁移到大西路海格路（今华山路延安西路）的德国侨民中心草坪上，现此碑收藏于上海历史博物馆。
德国输掉战争，在上海的德国人也倒了霉。无锡企业家“面粉大王”荣宗敬低价买进德国商人出手的一套西摩路（今陕西北路）住宅，这座宅子被认为是上海最高雅的花园洋房之一。2017年荣宅由意大利工匠修缮一新。
无锡人荣宗敬生意做得不小，但当时上海商界还是浙江人天下。1918年上海总商会改选，朱葆三再次当选会长。副会长沈联芳来自湖州，会董中虞洽卿、宋汉章等都是浙籍，王一亭虽是南汇周浦人，但他的祖籍也是浙江吴兴（湖州）。
1918年租界开始推广无轨电车，而老城厢华商电车公司的司机因对公司将两名司机提升为管车头目不满，愤而罢工。一开始罢工的6名司机被上海地方检察厅判刑六个月，不料此举让司机更加愤怒，全体不再上工。因为司机工作专业性很强，一时很难找到替代者，一旦集体罢工，电车停驶造成市面混乱。最终各方达成协议，不再提升两名司机的职务，因罢工判刑的司机工资照发。
1918年底，美国人卡尔·克劳（Carl Crow）在上海开设了第一家西方广告公司，办公地点位于外滩和四川路之间的仁记路（今滇池路）。克劳原是位新闻记者，他认为一战之后欧洲衰落了，上海的经济必将后来居上。于是他果断做起了广告生意。凭借从事新闻工作积累的人脉，克劳广告公司生意兴隆，他们第一个使用性感女郎作广告形象，成为一时的创举。克劳做广告挣了钱以后又重新干起新闻，参与创办《大美晚报》（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还曾担任过主编。可惜好景不长，1937年中日开战，克劳在上海积累的财富大多打了水漂，拿着一件旧大衣和手提箱回了国。上海，就像他生命中的一场梦。
1918年，前清遗老郑孝胥（1860-1938）蛰居在南阳路小沙渡路（今西康路）口的“海藏楼”，静观天下之变，一副“大隐隐于市”的姿态。在和康有为的通信中，郑孝胥这样写道：“北方皆乱臣，南方皆贼子，子将奚从！”1928年郑孝胥赴日本筹划溥仪复辟活动。1937年后淞沪会战爆发，次年郑孝胥死于长春，有人说他是暴病身亡，也有人说他系被日本人毒死。1918年1月的一天，郑孝胥在自己的日记里曾写下这样一句话：“余与民国乃敌国也。”
最近我还写了
IOS系统打赏专用：
欢迎扫描或长按以下二维码关注“老周望野眼”